东南亚哪个国家旅居最适合移民
“对华人很热情”“员工很爱干净”“工厂都不怎么锁门，当地人有宗教信仰，盗窃很少发生”……视频那头的陈日龄，提起初到印尼的印象，一连串说了好几个“没想到”。
在车间里，他甚至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活力：忙碌有序的车间，满是年轻面孔，裹着各色头巾的年轻姑娘，麻利地操作着工序……眼前的景象，仿若20年前的东莞。
说话间，陈日龄转了下手机镜头，对准了办公室的窗外。那是一大片平坦的工业园，目光所及之处没有高楼，视野开阔。这个占地300亩的园区，位于印尼中爪哇省三宝垄东北部的哲帕拉县。
从地图上看，在东西狭长的半岛中部，三宝垄北靠爪哇海，距离西部首府雅加达400多公里。而在印尼总体规划发展的“六大经济走廊”中，三宝垄所处的爪哇走廊被定位于工业与服务业中心。三宝垄也是印尼仅次于泗水、雅加达的第三大港口，如今确实已成为印尼新兴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
这正是陈日龄的理想之地：除了能维持现有客户订单，向南还能触达澳大利亚——这个他此前从未触及的新市场。为此，他已投建了三期工厂。虽然2000多人的规模在当地企业中只能算得上中等，但他依然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对前来投资企业的关注和热情。
事实上，随着2014年佐科·维多多（JokoWidodo）上台，印尼政府先后实施了经济松绑的一揽子方案，制造业正是当地政府眼中的“当红炸子鸡”。
为吸引外资，印尼政府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外资开工厂可100%持股，不需要与本地企业合资；企业自用的生产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等基本物资，全部免征进口税。同时，印尼没有外汇管制，外国投资者的外汇投资和在印尼的税后利润，可以自由汇出。
此外，印尼政府对投资额超过亿人民币、提供高附加值、出口导向或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自运营开始的5-20年内，提供50%-100%的所得税减免；年营业额不超过2500万人民币的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可以从22%优惠至11%；对年营业额不超过240万人民币的企业，前三年可按照营业额征税。
医疗、电子、汽车、采矿、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领域，都是目前印尼政府优先招商的行业。事实上，当2020年1月1日起印尼禁止镍出口，2022年停止铝土矿开采原料出口，其次是铜和其他材料，几度引起全球市场动荡。但佐科·维多多的经济民族主义，确实转变了印尼过去单纯依靠能源出口的被动地位，逐步让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落地印尼本土，从2020年5月开始扭转了多年的贸易逆差。
在印尼生活近20年的王瑞，则从当地人的视角感受到了变化：今年1月8日中国开放出入境以来，每周落地印尼、考察当地投资环境的企业家络绎不绝。从中国返回印尼的机票越来越难订、每次回雅加达的航班都坐满人。“因接待能力有限，每个月算下来，我们至少也要接待上百人的咨询。”作为千岛企服创始人，从早期做旅行社地接到如今服务出海印尼的企业，王瑞观察，以前过来的企业家以做贸易为主，今年制造业特别突出，“每周六我们在雅加达都有创业沙龙，20家企业中15家都是做制造业的。广州、深圳、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来自哪里的客户都有。”
一个更明显的变化是：落地客户的转化率在提升。“并不是想象中咨询完会立刻落地，现在后续一两月内落地的整体转化率应该能达到30%。”王瑞回忆，哪怕是疫情前，10个前来咨询的企业，1家能落地就不错，前提还是他们追着企业介绍印尼市场。如今，两者的境遇完全调转了过来。“但总体来说，还是看的人多，真正要扎根印尼做投资的还是少数。”王瑞说，语言障碍、宗教信仰、文化差异和特殊的市场机制，都决定了中国企业要出海印尼将是“惊险一跃”。
印尼和泰国哪个更适合旅游
投资印尼的热潮，在佐科·维多多上台前已有迹可循。其中，2013年是无法被忽视的一年。
在此之前，王瑞在印尼街头几乎很少会遇到中资企业的员工。如果有，他大概率会挂着华为的工牌。彼时的华为，是为数不多布局全球的中企代表。
但到了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中国与印尼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后，中资企业布局印尼明显提速。
就是在那一年，青山控股成为最早在印尼布局矿业的中国企业之一。青山集团旗下的上海鼎信集团与印尼八星集团签署合资设立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为成就后来的“中国镍王”奠定了根基。
还是2013年，国内手机厂商OPPO拓展印尼市场，仅用时一年就将印尼的市场份额从零做到7%。也为后面，OV系孵化出印尼本土快递极兔、美妆品牌，做好了探路。
2014年，佐科·维多多宣誓就职总统，为印尼绘制了“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构想，克服资本短缺障碍、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印尼经济，是该战略的重点。
2015年，上汽通用五菱更是成为最早在印尼投资建厂的中国汽车企业之一，如今已在当地累计投资10亿美元。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在印尼汽车市场万台总销量中，五菱印尼的新车销量达30037台，市场份额占比，同比上升17%。
2016年1月21日，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铁——印尼雅万高铁正式开工，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走进东南亚的首个标志性工程。
中国贸促会《东盟营商报告》也显示：2020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流量达亿美元，在东盟投资国中占比，主要投向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
如今，不论是传统生产制造业、建筑业、能源行业还是互联网大厂、技术公司——宁德时代、东风小康、元气森林、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已在印尼布局下注。中国商务部数据也显示：2022年中印尼双边贸易额近1500亿美元，前三季度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128%，中国继续成为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
在疫情期间抄底买地、建厂布局的陈日龄，此刻回想起当时的匆忙上马，多少有点“因祸得福”。而他这次二度追加投资，并非用于箱包工厂的扩大生产，更多是瞄向中印尼的“两国双园”项目。
中印尼“两国双园”是中国同东盟国家间首个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早在2021年1月，中国和印尼就签署了“两国双园”项目合作备忘录，确定福州市元洪投资区为中方园区，印尼则采取一园多区模式，确定民丹工业园、阿维尔那工业园和巴塘工业园为印尼方合作园区。
今年5月，陈日龄拿下了印尼巴塘工业园的200公顷土地，成立了“巴塘—万信达产业园”。
5月10日签约仪式那天，为项目站台的还有福建省委书记、省_会主任周祖翼、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陆康、印尼中爪哇省长甘加尔·普拉诺沃、印尼驻广州总领事斌德加。
这也算是解了陈日龄的一个心结：几年前，他在缅甸的工厂被当地暴动分子袭击，孤零零的厂房四周无援，担惊受怕的员工只能躲在远处，干看着2000万元的投资被付之一炬，“如果有国家背书的园区，有母国兄弟企业聚集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怎么也不会发生。”
印尼和泰国哪个更适合旅游
RogerFeng口中的尊重市场，到了印尼还多了一层深意。
透过他办公室里布置的一个特殊房间，就可以窥探一二。这个小房间是专门给_员工配备的礼拜室：里面除了有标识_圣城麦加的指示箭头，还有祈祷用的礼拜垫。
尽管印尼信奉的宗教众多，但80%的百姓以信奉_教为主。因此在印尼招聘到的员工大多数都是_。_教规定，每个_每天应祈祷5次：分别是凌晨4点、中午12点、下午3点、晚上6点和7点左右，每次祈祷大约10-15分钟。
因此，一家印尼企业至少在工作日时段，会赶上中午12点左右的第二次祈祷和下午3点左右的第三次祈祷。如果没有这个配置，_员工很有可能就会跑到公司外面去礼拜。公司既难管理，员工也会对老板颇有微词。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有当地求学经历的RogerFeng认为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障碍。
但王瑞发现，他很难向很多前来咨询的中国企业家解释做这件事的必要性，“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除了宗教信仰，印尼过多的节假日，也成为让不少中国企业家挠头的事情。王瑞就建议企业在团队搭建的过程中，尽可能招聘不同宗教背景的员工，方便工作时间的互补。
此外，印尼对劳工的保护非常严格。“你必须严格遵照劳动法，周末员工加班要给双倍工资。”RogerFeng说，如果每天5点下班，5点后加班就要付加班费，这个加班费的标准划分得很细：可能下午5点到7点是两倍工资，7点到9点是三倍，晚上10点之后就是五倍。
如果说这些是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可以克服的问题，外部营商环境的种种变数，或许是更值得投资者引起关注的“坑”。要知道，印尼海关的清关效率之低，在全世界也都是出了名的。
一般来说，中国至印尼海运时间大约是2周，到港后的清关时间经常存在变数。而每年的12月至来年3月，更是印尼进口清关的红灯期。印尼海关会联合其他执法部门对进口清关进行严查，清关手续较之前需要更多手续更长时间。“开斋节等重要假期也是印尼的消费高峰。但因物流、海关不给力，爆单无法及时发货的情况时有发生。”王瑞表示，做好供应链管理也是在印尼创业的不小挑战。
此外，不了解印尼风土文化的中国企业家，会得出直观结论：印尼工人很懒，做事喜欢拖沓，催也催不动；抗拒加班，没事就希望休假，两个当地工人的效率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国工人。
但在王瑞看来，如果中国企业想要深耕印尼市场，就需要洞察这背后的地理文化成因，“印尼人其实会不解地反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爱钱？”
相比中国千百年的农耕文明，按照节气按部就班、及时耕种的劳作文化，早已刻进中国人的血液，“但印尼人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任何存款也可以生存，饿了可以上树摘果、下海捉鱼。并不分明的季节变化，使得这个岛国一年到头都物产很丰富。印尼本土人不需要为劳作费过多心思。”这是王瑞在印尼生活20多年感受到的两国最明显的文明差异。
相反，当地人多有宗教信仰，重视家族荣誉，如果对表现优异的员工，向其家庭发喜报和礼包，或累积加班可以兑换更多休假，这种方式也能激发当地员工的工作热情，“关键在于你是否了解他们的文化和真正需求，投其所好”。
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看来，今天，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东南亚，已不仅是关税问题，而是地缘政治问题、全球供应链问题。问题在于，相比欧美及日韩企业的主动性产业转移，是有规划有政策配合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主要还是为了订单而转移，不是站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角度去做资源配置。在他看来，企业所谓的投资，不应该只是资本的输出，还应该是文化的输出、管理的输出与产业的输出，“没有文化输出的投资就是投机。”
当印尼政府在2020年全面禁止镍矿石出口，迫使外国公司开始在印尼国内提炼镍矿石，正如佐科·维多多的坦荡直言：“这可以为印尼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为印尼带来附加值。”问题在于：当我们还深陷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产能外迁至东南亚的忧思之时，中国企业要在这场印尼财富保卫战中，扮演什么角色？
周其仁教授曾经的一席话，或许也能带来些新启发：“世界工厂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世界工厂在世界，全球市场在全球。我们是最大的国别市场，我们也是最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但是不意味着以此为限，我们就能取得长期的可持久的发展。中国经济能不能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的企业能不能争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值得问，也更需要企业通过实践经验来做一个回答。”
痛定思痛，陈日龄也给出了一个不算成熟的回答：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出去，把市场做大。他举了山东苹果的例子，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水果，却无法在一年温热的印尼生长，因为稀缺所以卖得很贵，“现在他们的人均收入可能是1000多元。收入这么低每年还能进口上千柜的苹果。如果我们助力印尼搞好经济，他们能给
